又阝究竟有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一
　　
　　邓小平究竟有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的谜。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叫“六月天兵”的红卫兵组织在一份题为《邓小平反革命罪恶丑史》的材料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一九三四年，邓小平调到红军总政治部做宣传干事。十月，他随红军第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军事扩大会议，结束了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邓小平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自吹参加了遵义会议。一九五三年邓小平在遵义会议的会址旁竟恬不知耻地指着一个位置大声叫嚷：‘当年我就是在这个角落里！’经过有关工作人员的调查，这次会议根本没有邓小平这个‘成员’。从他当时的职务来说，也没有资格参加。所谓邓小平参加过遵义会议，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的吹牛。”①
　　
　　二
　　
　　当年红卫兵的话，当然不足为凭。
　　
　　今年57岁、长期供职于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石永言（原名田兴永）先生，在“文革”结束十年之后专门撰文《邓小平与遵义会议》②，试图澄清这一历史疑案。
　　
　　石永言的文章写道：
　　
　　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开放时，会址内的辅助陈列室里，介绍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没有邓小平。
　　
　　1958年11月18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里，邓小平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使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的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
　　
　　1959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进一步查清究竟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曾再次致函中央办公厅请示帮助查找有关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于1959年5月28日回复：“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是在一件未署名的材料（实际上为陈云所写③——笔者注）中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这材料只能供参考之用。”
　　
　　显然，中央档案馆的回复中排除了邓小平。
　　
　　以后，196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根据邓小平1958年的现场追忆，经请示贵州省委有关领导，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挂出了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的照片（按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序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遵义的造反派联络大串连来到遵义的外地学生，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帜，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抄出1959年中央档案馆给遵义纪念馆的复信，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在当时“清算”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有“罪行”中，这一条无疑是他的重大“罪状”之一。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黑叉，照片被从会议室墙壁上摘掉。
　　
　　对于造反派批判邓小平“篡改历史，挤进遵义会议”这一点，邓小平始终没有承认。到70年代，邓小平赋闲在家时，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他，闲谈中提到这件事，邓小平还不无感慨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石永言介绍说，1976年10月，中国终于结束了延续十年的动乱，被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198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其他有关党史资料、书籍中，在介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又重新出现邓小平的名字。
　　
　　三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浮浅和作弊的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和执权者来写的，然而严肃和真实的历史只崇尚事实和材料，而蔑视权势和功利。
　　
　　遵义会议，邓小平究竟有没有参加，照理，与邓小平在台上或台下无关。
　　
　　然而几十年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却令人诧异地演绎着这样一段历史：
　　
　　——在邓小平位居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在没有任何正面的旁证材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则提供了反面的旁证材料）的情况下，仅仅根据邓本人的现场追忆，就肯定了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难道历史是可以自己证明自己的吗？
　　
　　——在邓小平被打倒后，中央档案馆的复信理所当然地被拿出来作为邓小平没有参加过遵义会议的证据了，邓小平的现场追忆无疑失效，被当作是“吹牛”；在一个人治社会里，只有拥有权力的人才可以自己证明自己，一旦失去了权力，鬼才相信你！
　　
　　——当邓小平重新获得权力，并且位居权力顶峰之后，历史又像翻馅饼一样被翻了过来，邓1958年的现场追忆无疑重新生效，而且效力无边，什么疑点，什么档案，什么历史，统统必须按“邓小平是遵义会议参加者”的标尺去整理、去调整、去修正，甚至去编造、去杜撰，去作弊……
　　
　　面对着邓大人，历史似乎流泪了。
　　
　　四
　　
　　德国政论家乌利·弗兰茨在1987年出版的《邓小平传》中写道：“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遵义会议是邓小平一生中的一个新开端，因为直到现在官方才公布他是会议的参加者之一。当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倒台时，他的政治对手散布谣言说，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然而1979年以来，真相才逐渐大白。在《中国青年报》11月的报纸中，第一次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公开了全部参加会议人的名单。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出现在名单上。1980年1月9日，官方的‘新华通讯社’也公开了这次人员名单。文章有这样一句有趣的话：‘在场的邓小平、奥托·布劳恩和伍修权是列席代表’，伍为布劳恩的翻译。4年以后，1984年3月4日，党史学家们获取了一份内容详细的备忘录。备忘录里关于邓小平是这样写的：邓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并且是会议的正式代表。而奥托·布劳恩和伍修权将军则只是‘列席代表’。这样，小平是会议参加者之一，然而他的情况并没解释清楚。在会议的第一天晚上，他坐在角落里，作会议记录。他并不是作为新任命的秘书长参加了这高层人物的会议，而是作为《红星》报的主编起记录员的作用。直到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才正式任命了他为中央秘书长，选举了他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位曾被打倒的四川人，在会议过程中从第二排坐到了前排，自然成了后来中国优秀的领导者之一。”④看来，德国人是太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了。弗兰茨写遵义会议，仿佛他是那次会议的观察员，连邓小平第一天坐第二排，第二天和第三天从第二排坐到了第一排这类的细节，他都一清二楚——而邓小平本人的现场追忆不是说他一直坐在一个角落里的吗？至于说遵义会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则更是无稽之谈——现有的关于遵义会议的所有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中，何来这一项人事任命？
　　
　　不过，幼稚的弗兰茨倒是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文革”结束后关于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官方说法一再升级，从未参加到有参加，从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到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
　　
　　五
　　
　　不待说，除了邓小平与遵义会议的关系问题（即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之外，本文不承担专门研究遵义会议的任务。
　　
　　正如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所说：“遵义会议的记录很可能在红军后来的长途跋涉中失落了，因此，人们只能从与会者的回忆和几年后公布的决议中，了解当时会议的进行情况。”⑤目前国内党史学界所依据的文献材料，除了《遵义会议决议》之外，主要是陈云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即上述中央档案馆给遵义纪念馆复信中所引用的材料）⑥。
　　
　　如前述，在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没有提到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
　　
　　对此，上述石永言的文章是这样解释的：
　　
　　“至于陈云……为什么没提到参加者中有邓小平，我们应当加以分析。应该看到，陈云的这个提纲只是为传达会议的主要内容而写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关于参加会议的人员，提纲里除没有提到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外，也没有提到当时也参加这次会议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⑦
　　
　　这个解释虽然勉强了些，但笔者仍然愿意相信这个解释是站得住的。不过，由这个解释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邓小平真的参加了遵义会议，那也和李德及伍修权一样，只是一个列席代表，而不是正式代表，因为陈云写的传达提纲里有可能漏掉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三个列席代表，但却没有理由单单漏掉一个正式代表邓小平。
　　
　　困难的是迄今为止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文献材料。除了邓本人的回忆之外，官方公布的有邓小平在内的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并没有说明将邓小平写入名单中的理由及其依据。
　　
　　唯一能够引用的旁证材料是杨尚昆在1984年的回忆。1984年10月26日，杨尚昆在答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任职的提问时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⑧
　　
　　这样看来，唯一能证明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人是周恩来。
　　
　　对此，笔者有下述疑问：
　　
　　1周恩来的这番话是在“文革”前说的，为什么在“文革”中造反派批判邓小平“吹牛”、“明明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遵义会议”之时，周恩来没有站出来澄清事实真相？或许，人们可以用周恩来的明哲保身来解释。
　　
　　2周恩来的这番话是对杨尚昆说的，杨尚昆在当时为什么没有向遵义会议纪念馆传达？而偏偏要等到20多年后才向一个美国人公布？人们注意到，1958年，是杨尚昆陪同邓小平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而邓小平关于他参加遵义会议的现场追忆，也主要是对杨尚昆说的；1959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关于查核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的请示信是直接写给杨尚昆当主任的中央办公厅的，然后再由中央办公厅转给中央档案馆，在中央档案馆查核有关档案资料后向遵义会议纪念馆作复的。人们难道不觉得杨尚昆的行为轨迹有些异常吗？何因使然？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杨尚昆本人也是遵义会议的亲身经历者，而且杨又是一个记忆力相当出众、十分仔细的人，凭着他的记忆和良心，他确实记不得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因而他不愿意为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作出伪证。至于周恩来证明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话，要么是周恩来实际上没有这样说过，是杨在20多年后周已亡故因而无法对证的情况下编造的，这样一来可以避免自己作伪证的历史的尴尬和难堪，二来可以圆邓小平的谎，非但不得罪邓，反而是帮了邓的忙；另一种可能就是周恩来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杨当时认为周的话与他的记忆、即他所知道的事实不符，因而听过算数，不愿意以讹传讹，错上加错，等到20多年后，邓小平已经成为说一不二的“太上皇”，需要由他来作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的伪证之时，杨无奈之下，也只能将周恩来抛出来，说出了2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不过，无论从哪一种情况来看，杨尚昆都是一个有良心，有私心，有心机的人。
　　
　　六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愿意相信杨尚昆的话是真实的，周恩来的话也是真实的。
　　
　　这就是说，根据杨尚昆所回忆的周恩来说过的话，以及邓小平本人的现场追忆，邓小平确实在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
　　
　　现在的问题是：邓小平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参加了会议？这个问题含有两个相关的层面：一是邓小平究竟是遵义会议的列席代表还是正式代表，二是邓小平究竟是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参加会议，还是以中央秘书长（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时“中央秘书长”和“中央队秘书长”这两者的意思是一致的，是同一个职务）的身份参加会议，或者，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后，正式参加会议。
　　
　　时下普遍的说法是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正式参加了遵义会议。⑨
　　
　　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
　　
　　1邓小平究竟是遵义会议的正式代表还是列席代表，与他当时担任的职务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即是说，不能这样来推论：如果是中央秘书长，那就是正式代表；如果是《红星》报主编，那就是列席代表。这样研究问题容易走进死胡同。
　　
　　2即使认定邓小平当时是中央秘书长，那也应该弄清楚：当时的中央秘书长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而仅是一个文书性质的书记员职务，这一点，从邓担任这个职务的前任是邓颖超、后任是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的爱人）便可看出。
　　
　　七
　　
　　笔者的意见：如果邓小平真是参加了遵义会议的话，那他也是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的。
　　
　　依据1，已如前述，如邓是正式代表，陈云及其有关记载是没有理由将邓漏掉的。
　　
　　依据2，周恩来说邓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依据中央高层的惯例，正式代表是不会担任会议记录之类的记录员职务的。
　　
　　依据3，据师东兵先生记载，1973年，在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曾与邓作了一次谈话。期间，毛泽东突然问他：“遵义会议你到底参加了没有？”邓小平脸一红，说：“我不是正式代表，所以没有正式参加会议。”⑩
　　
　　依据4，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又名萧榕、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载：“就任中央秘书长不久，父亲旋即参加了遵义会议。……父亲没有在会上发言，但他毫无疑问地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11）按照中共党内规定，列席代表是不能在会议上发言的。
　　
　　至于不少论著断言邓小平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未看到他们有任何依据，实在是一种应景甚或阿谀性质的不实之论。
　　
　　八
　　
　　最后几个问题：
　　
　　1不知陈云、聂荣臻等人生前对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持何态度；
　　
　　2邓小平说他参加了遵义会议，但除了上述师东兵的记载，未见邓小平正式说明他是以正式代表还是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
　　
　　3杨尚昆还健在，不知他现在是何态度。
　　
　　九
　　
　　好多事情，是需要盖棺论定的。
　　
　　难道，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也需要盖棺才能认定？
　　
　　唉，小平的神话，不说也罢。
　　
　　1995年11月4日,白天，上海
　　
　　注释：
　　
　　①⑩参阅师东兵著：《邓小平复出记》，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7—28页；第190页。
　　
　　②⑦⑧载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上卷，第137—141页。
　　
　　③这份材料，是195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从苏联运回的一批中共档案中的一件手稿。手稿标题便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八页四千余字。一看内容，便可知是当年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只是这份手稿没有署名。在1959年5月28日中央档案馆致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份公函中，首次公开了这份手稿的部分内容，注明那是“一件未署名的材料”。1985年1月，为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中央档案馆派人把手稿送到遵义会议出席者手中辨认，以弄清是谁写的。手稿送到了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最后，手稿送到正在杭州休养的陈云那里，终于弄清了：手稿出自陈云笔下。这份手稿，成了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一下子澄清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争执不休的疑案。手稿全文发表于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此段记载，见叶永烈著：《陈云全传》，香港明报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52—29页。
　　
　　④［联邦德国］乌利·弗兰茨著：《邓小平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中文版，第94—95页。
　　
　　⑤［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著：《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中文版，第83页。
　　
　　⑥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⑨除了上述石永言的文章外，还有：侯保重著《遵义会议——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82—83页；伍修权著《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21页；以及石永言著《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
　　
　　（11）参阅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国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354页。
　　
　　（作者：杨鲁军来源：新浪博客）